终于顺利、流畅的完成了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个演讲。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庆祝一下。

在对社会契约论的学习过程中看到这篇文章，略读后发现这篇文章对现阶段学习帮助有限，但此文将社会契约论在西方宪政中起到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就此谈到国内的宪政问题，对更深刻的学习社会契约论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非常值得阅读。

　　内容摘要：社会契约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石，影响着西方宪政的产生、发展。本文从社会契约思想及其与西方宪政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宪政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契约思想在我国的推广，将会推动我国宪政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社会契约 宪政 自由 法治

　　所谓契约，它在英文中相对应的词是contract，由拉丁语contractus发展而来，其意就是共同交易，它强调的是交易双方或多方的合意。本文的社会契约思想，指的是一种国家观，即基于人们的合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立国家，从而保障发展自己的权利。社会契约思想首先由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提出，而后经霍布斯、洛克发展，最后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推向顶峰。社会契约思想最初只不过是先哲们对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后来则被政治家们付诸于政治实践之中。如1620年英国102名清教徒通过《五月花号》公约，试图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1639年的康涅狄克《根本法规》，也是康涅狄克殖民地所有居民依照契约理念自由缔结的。它作为根本法，从其诞生起直至1818年，一直是康涅狄克管理政务的法律基础，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社会契约思想与西方宪法、宪政紧密关联，人类历史早期的这些立宪经验，为后来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经典立宪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可以说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的源泉和基础，没有社会契约思想，就不可能有灿烂的西方宪政文明。

一、社会契约思想之分析

1．个人主义是社会契约思想的人文基础

　　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平等主体的合意。契约在某种意义上与自由语意相通，无自由即无契约。西方哲学家曾对此作了深入地理论分析。如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①证明人的意志的独立性和人存在的价值。康德则进一步解释：“自由是独立于别人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②而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一文中论及自由意志理论对契约法的影响时指出：“意志理论存在是个重要的真理。”③没有自由平等的意志，就不存在契约，更谈不上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思想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存在。自由平等的个体的发展过程是与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说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社会契约思想发展的前奏曲。纵观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社会契约思想打下了基础，而最后一阶段与社会契约思想直接相关。西方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是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初始阶段。针对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等，文艺复兴家高举“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发展人的自由人格”的大旗，向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使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得到了最初的传播。布克哈特曾满怀豪情地谈到这一点：“经过文艺复兴，人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尊严……并愿为自由、平等作出努力，甚至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①。第二阶段是宗教改革，在这个时期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和加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基督教义首先肯定：人人是上帝的子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人人平等。但是基督《旧约》中的人人平等要服从于封建教会的等级制度。在宗教改革中，有两个人使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更广、更深刻的传播。一个是马丁·路德，他赋予古老的基督教“因信称义”这一命题以新的含义：平信徒皆教士，即每个基督教徒都是教士，皆有资格出现在上帝面前。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个体资格②。另一个是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他更革命、更激进，他提倡：“应按基督教的教义改造社会，使基督教的精神在尘世中得以实现，把天国的法律变成国家的法律，在尘世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③。通过这两个阶段，自由平等思想在整个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社会契约思想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到西方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经天赋人权理论的充实，直接为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点燃了生命之火花。因为人只有有了权利，才能把自己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立国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采用自然状态、天赋人权、自然法等话语框架来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斯宾诺沙认为，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曾长期生存在自然状态下。他说：“天然状态，在性质和时间两方面，都先于宗教……（在天然状态）没人为神圣的法律与权利所束缚……我们认为自然的状态是先于缺乏神圣启示的律法与权利，并不只是因为无知，也是因为人生来就赋有自由。”④洛克也认为自由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与自然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⑤洛克还在分析自然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即生命、健康、财产、自由，这就是最古典的四种天赋人权。

2．民主的、正义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民主,要看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是多数人的意志，还是少数人的意志，或者是某个人的意志在起决定作用。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而专制政治则是君主统揽国家大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人员只是少数皇亲贵族，而广大百姓无任何参与政治的可能。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正义,取决于国家是否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参与政治、平等参与经济竞争的权利与机会，还取决于国家是否为公民提供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必要保障。历史上存在过的政体形式，如宗法制、寡头制、贵族制、和君主制都没有满足这种政治的民主与正义性，而唯有共和制这种政体达到了政治的民主与正义性的目的，究其原因国家权力的最后归属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专制政体的国家权力属于神或君主，排除了人民参与政治的可能；而共和政体的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与前提。社会契约思想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正义与民主的国家观，首先在于它一开始就表明了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能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管理；其次是因为它表明了国家建立及国家权力运作要合乎正义性。如古西腊智者吕科弗隆认为：为了保证“个人权利”（自然权利），人们才缔结了契约，建立源于自然正义的关于利益的契约，其目的在于避免人们彼此伤害和受害，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人们相互间的安全，克服相互间的恐惧，避免相互间的损害”①。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以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障民众的权利，并为其谋求更大的幸福，公共福利是社会契约的最高原则②。对社会契约思想所蕴涵的正义与民主性论述最为明确的是卢梭和罗尔斯。卢梭说:“这种契约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与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能再有其他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的权力作为保障.”罗尔斯的论述十分富有现代意义，在《正义论》一书中，他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契约的目标是“选择确定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正义原则）”③，该原则分为有关公民政治权力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有关经济利益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④两部分。他对社会契约所蕴涵的民主与正义虽然推崇备至，但他强调“要理解它（社会契约）就必须把它暗示着的某种水平的抽象这一点牢记在心。特别是我的正义论中的契约并不是由此导入一个特定的社会，或采取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而只是要接受某些道德原则。”

3.社会契约思想实质上包含了通过协商机制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政治规则

　　伊壁鸠鲁在论证社会契约思想时，曾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为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违反正义。这样一来，人们之间必然形成彼此妨害以致达到危险的局面，这是同人们追求享乐目的背道而驰的。而唯一摆脱困境的方式则是互相妥协。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成立政府，制定法律，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①在伊壁鸠鲁看来，建立国家的方式就是和平协商，相互妥协，因为只有通过运用这种政治规则，才能达到社会各种权利的平衡。洛克也坚持认为建立政治社会必须通过契约，而这种契约的核心和实质是人们同意。他是这么说的：“他们的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②。订立契约的过程就是各种利益的保存、发展以及限制、平衡的过程，这是契约社会最起码的政治规则。基于此点理由，洛克认为，征服不可能成为国家的起源，以武力胁迫别人同意，离开契约这种政治规则，就会导致权利失衡，其结果是被胁迫方的权利无法得以保存③。事实上社会上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同个人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利益冲突，要在冲突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各集团就各自的利益定义和定位进行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和连续不停的“谈判”④，即不同的政治力量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在政治层面上进行一种“give-and-take”⑤的协商，避免任何一方的全赢或全输。这种“谈判”实质上就是达成契约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是建立国家惟一符合正义的途径，而且在今天的政治家们看来，也是保证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唯一有效的政治规则。从历史实证的角度来看，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实质上是日益强大的贵族阶层与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第一次和平地正面交锋的结果，也是运用契约这种政治规则既限制王权，又同时维护国家稳定的一个光辉典范。美国宪法的产生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也正是通过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联邦成员国之间的充分协商，互相妥协，才能最终创立出最具权威的宪法及有效的让人信服的联邦政府。因此，王希先生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文中指出：谈判、妥协是美国宪法本身的机制，它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存在、发展的基础⑥。很难想像，如果离开契约这一政治规则的指导，国家将会出现怎样一个局面。

　　这就是康德的“无上命令”。但是，如果没有“意志自由”，这个命令就不可能是“无上的”。因为只有主体可以为自己立法，真正做到自律，而不是屈从于外在的权势和利益，“至善”才能得以实现。在康德的眼中，这样的道德自律是无上崇高的，生活在感性中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纯粹的道德法则，才可能唤起自己对道德天职的敬重，才可能觉察我们自己的超越感性存在的崇高和尊严。“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则是这个道德理念能够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康德自己很清楚，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完全符合是一种神圣性，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此生此世不可能达到这种神圣性，他只有进入无限延续的存在，才有可能去实现这个永恒的、无穷的任务，因此，公设“灵魂不朽”就是必需的。康德也不否认尘世中的人追求幸福的动机，而要达到追求个人幸福与无私德性的完全一致，就必须寻找一个使这两者有必然联系的根据，于是，只有公设一个无上的自然原因，并且认定这个原因合乎道德意向的因果性，这个至善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很显然，这样的根据只能是那个无所不能、至高至善的上帝。这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悖论之处。一方面，他强调道德法则的纯粹性，为道德而道德；但另一方面，为了使道德法则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他就必须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一方面，不是道德法则为了“不朽”和“上帝”，而是“不朽”和“上帝”为了道德法则的实现；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在这里，道德与宗教达到了一种新形式的结合，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必然导致宗教”。

　　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近现代西方思想界始终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继承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直到康德去世之后将近一百年，欧洲大陆发生的新康德主义运动才对康德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考察、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西南学派，不仅承认康德道德哲学的普遍和永恒的意义，而且还把康德的道德理想与人类真理观结合起来，从中引伸出道德的绝对价值观，力图对人们的道德判断做出指导，巩固人们的道德理念。

　　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康德从思维、意志和感觉三方面来表达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规定，恰恰构成哲学的主要内容——真、善、美，这是人类价值倾向的体现。当尼采提出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判”的时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哲学讨论的核心。哲学从来不是从价值观中派生出来的，但是，既然价值观经常影响人们的意识，那么，价值观就必定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决不是把自己的认识限定在某一领域的具体科学，哲学有必要、也有权利去考察和认识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范畴和领域，其中就包括对价值论的认识。

　　对新康德主义来说，重视价值不只是承认物质价值，相反，重视价值是要把价值评价视为是对人类心智最深层面的认识，要赋予精神价值以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人人遵守的、全人类性质，其中包括道德原则、审美原则和形式逻辑。这就是说，哲学描述和认识这些价值不是把它们当作事实规范，而是旨在说明它们的效用性，强调价值观所具有的“立法性”。进一步讲，价值的效用就集中在道德哲学的层面上，它最终的指向是人性，是人类积极的道德建构。没有价值效用的道德意义，人们的一切评价就没有基本准则。

　　既然价值对人的社会存在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范导作用，那么，新康德主义者敏锐地认识到，价值关涉的范畴同时也是与真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讨论价值就必须承认 “真理是存在的条件”这个逻辑命题。于是，价值这个概念就成为与真理和现实存在相提并论的三大要素之一。所有在事实上作出的有效判断都建立在与逻辑判断相关的效用关系基础之上，逻辑上作出的“真理”判断是现实存在中价值有效性的基础。以此类推下去可以说，价值的效用性在其先验层面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真理价值，但由于这种纯粹的价值并不是现实的，而是存在于效用之中，所以，这些价值作为客观效用就分解在现实的效用关联体系之中。伦理、宗教、艺术等领域就是价值的客观效用的具体显现。

　　尽管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学说因为过于强调精神方面的作用而显得有些空泛，但他们在继承和发展康德道德哲学思想基础上，澄清了道德、价值、真理等概念的内涵，突出了道德的绝对价值，在消除道德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方面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从历史发展观来看，新康德主义的这种努力也是与时代要求相吻合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处在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文化、规范和信仰都遭到怀疑，个人不能对自身进行规定，社会发展失去了方向。新康德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新讨论价值、真理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从一个侧面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

　　我们从新康德主义的这种努力中得到一个重要启发：人们在批判康德道德哲学的“空洞”“形式化”的同时，应当承认它的纯洁性。康德道德哲学正是因为它自身特有的纯洁性，它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永久魅力，这当然是康德哲学的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Immanuel Kant’s deontological ethical theory assesses if actions are moral based on the person’s will or intention of acting. Kant’s theory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deontological because “actions are not assessed to be morally permissible on the basis of consequences they produce, but rather on the form of the agent’s will in acting,” (Dodds, Lecture 7) therefore his actions are based on duty and not consequential. Kantianism is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s: maxims, willing,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Kant states that a maxim is a ”general rule or principle that will explain what a person takes himself to be doing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he takes himself to be doing it” (Feldman, 1999, 201). It is important that this principle be universalisable and that the maxim can be applied consistently to everyone that encounters similar situations, therefore willed as a universal law. The second aspect of Kant’s theory is willing. This involves the agent consistently committing oneself to make an action occur. He states that, “In general, we can say that a person wills inconsistently if he wills that p be the case and he wills that q be the case and its impossible for p and q to be the case together” (Feldman, 1999, 203). The last aspect of Kant’s theory is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s that one must act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an will that the maxim behind one’s actions can be conceived as part of the universal law. The maxim has to be consistent and able to be applied to every situation, for every person. The other main point of Kantian moral theories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mperfect and perfect duties. Perfect duties are those duties that one must always perform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whereas imperfect duties are those that one must perform only when the situation arises.

Utilitarianism is another theory in which its main objective is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ethics and morality. Utilitarianism is an ethical theory which is based upon utility, or doing that which produce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According to a utilitarian the morality of act is found just if the consequence produces the greatest overall utility for everyone. However, if the greatest possible utility is not produced, the action is then morally wrong. This view says that a person should act as to produce the greatest overall happiness and pleasure for everyone who may b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action. Therefore, a utilitarian would require that for every action the corresponding consequences for every action should be thoroughly weighed and alternatives proposed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perform such an action.

Kantian moral theory and Utilitarianism are similar in the respect that they both attempt to explain how one can go about acting ethically, however they differ in areas of measuring morality and their usage of rules. Both Kant and Mills measure morality in different ways. Kantianism says that an act is deemed moral for two reasons: if it done for the sake of duty and if its maxim can be willed as a universal law. If one completes an action based on their duty to perform, they do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 is what they feel they ought to do as their duty. Therefore, this act would be considered morally just. Utilitarianism,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only see the act as morally permissible if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action produce maximum utility and happiness for all involved. The two theories also differ in the ways in which rules are applied. Kantian moral theory values the universal law and maxims as its guide for how people should act in a given situation. Maxims “describe some general sort of situation, and then propose some form of action for the situation. To adopt a maxim is to commit yourself to acting in the described way whenever the situation in question arises.” (Feldman, 1999, 202) Maxims are also used consistently throughout and therefore are a valued guide because they apply universally. For example, Kant made a moral rule for lying which says that if one person can make a lying-promise, then it should be said that everyone can do the same and therefore it being a universal law trust would be self-defeating. By saying that it is not a perfect duty to lie, the universal law or rule, states that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 can lie. Kant has also developed similar moral rules for rusting of talents, helping others in distress, and suicide. Kantianism can therefore be seen as a rational and logical theory in which decisions can be made. In comparison, Utilitarianism has no universal set of rules on to which morality is based; therefore they judge each situation individually. Because of this, in weighing consequences to determine if an action will maximize utility this can become a lengthy, time-consuming process.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you will never clearly know if your decision will in effect truly promote the most utility.

In assessing the two moral theories, I believe that Kantianism provides a more plausible account of ethics even though from the outside it seems as though Utilitarianism would be the more ethical theory because it looks to maximize utility. Utilitarianism refers to moral theories that maintain that an action is morally right if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action are more favorable than unfavorable. Therefore, correct moral conduct is determined solely by analyzing an action’s consequences. Utilitarianism requires that we first tally both the good and bad consequences of an action; we then determine whether the total good consequences outweigh the total bad consequences. If the good consequences are greater, then the action is morally proper. If the bad consequences are greater, then the action is morally improper. It seems as though this process is more subjective and cannot be universally applied whereas Kantianism can be. Also, one’s person determination of what produces the greatest utility may not be consistent with another person’s, therefore this theory is inconsistent and a universal law cannot be applied from it. Kantianism is by far more consistent of a theory and can be universally applied to all beings. It is more plausible because even if the consequences of performing an action aren’t necessarily the best, the agent is still obligated to perform the action because it is there duty to do so. Therefore, ethically and morally they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wo main theories regarding the ethical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Kantianism is a theory based on duties, maxims, willing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Utilitarianism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we ought to do whatever produces the greatest overall utility and this will be the morally right action. Both theories, although similar in some ways, possess clear differences. Kantianism focuses on the motivation of actions, has clear and distinct set of universal rules, and is morally logical. On the other hand, Utilitarianism relie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tion, has no set universal laws as each action is assessed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nd morality i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I believe that Kantianism is the more ethically plausible theory of the two.

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个文章里的所有论点，但在我学习和思考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过程中，这个文章给我一定的思想启示，所以拿出来分享给需要对比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朋友，希望对你们也有启示。

　　美德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我应当如何生活？”、“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基本的结论是，按照美德来过的生活就有幸福。在教育上，美德伦理强调培养人的卓越品格；在政治学上，美德伦理强调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的重要性。

　　当代美德伦理的复兴主要源于对现代规范伦理的反思。现代规范伦理可以分为多个不同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康德伦理和功利伦理。康德伦理的基本焦点集中在责任上，功利伦理的焦点集中在后果上。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把伦理关注的焦点放在行动上，强调的是行动所应当遵循的规则。表现为“ought to ”的伦理语句。

一、美德伦理对规范伦理的批评

　　美德对康德伦理与功利伦理为代表的规范伦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规范伦理以行动为基础，缺乏一个动机的成分。规范伦理一般更加关注不要做邪恶的事情，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不做恶之外，道德也要求我们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规范伦理更多的关注底线伦理，是一种“最小化的伦理”。

　　2、规范伦理建立在一个“神学—法律”的模型上。在传统中，规范建立的依据是上帝的律法和自然法传统。以上帝律令和自然法为规范的根基。现代规范伦理一方面否定了神学的基础，将道德看成是人的自主的活动。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规范的语句特征。这样造成了规范本身的无根化。可以概括为：上帝已死，规范无根。这造成了现代道德的碎片化和自相矛盾。如麦金泰而所做的那个著名的比喻。（德性之后）

　　3、以行动为基础的伦理学，把道德判断归结为行动的判断，因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各种道德情感，例如感激、同情、自尊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最明显的例子是康德的伦理学。这样忽略了道德的精神层面。

　　4、现代道德哲学夸大了人的自主性，片面强调了人的理性。因而是对人性的片面化的理解，并且忽略了传统的力量和人对与自身相关的特殊关系的承诺。也就是以人的原子化、理性化为前提的推理。

对美德伦理对规范伦理批判的总结

　　A、规范伦理强调行动的规范。但是规范本身弱于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于某一行动我们只能说从事实判断上，其是否符合特定的规范。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一规范本身是不是在价值上是好的。这造成规范伦理是无力的。

　　B、规范伦理过分强调理性、自主性，导致其忽视了道德情感、忽略了传统。在精神层面上是狭隘的。规范伦理理论缺乏美感。为规范伦理所指导的生活是缺“心”的生活，缺乏伟大的爱恨情仇，缺乏变化，为人们的道德直观所无法接受。比如你生病时，一个朋友来看你，安慰你。你表示感谢，如果你的朋友康德伦理学的信徒，他会说，这是我的责任，我相信作为一个朋友，应当有相互安慰的责任，所以我遵循这样的规范行为。如果你朋友是功利主义的信徒，他会说，我相信虽然这样做要花费我的宝贵时间，但是这样做更符合我的利益。比如，我生病时，你也回来看我。这两种解释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我们希望的是，朋友因为爱我，内心真诚的关系我，所以来看我。

　　C、从根本上说，规范伦理的错误在于其所坚持的现代性的假设的错误。现代性将人视为孤立的，原子化的，理性化的存在。把复杂的，生活于传统之中，活生生的，具有理想、信念、激情、爱与恨的人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理性的经济人或者责任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正是这种错误的反映。

　　二、美德伦理的特点

　　美德伦理关注的是人本身和生活本身。遵循的是目的论的思路，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人的每种实践或选择，都以某种善（good）为目的。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尼各马可伦理学P20）人的目的是灵魂的善，是幸福，也就是生活得好或做得好。因而，美德伦理关注的是，“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而不是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规范的。

　　1、美德伦理的核心关注是，具有各种美德的人，以及使之成为那样的个体的内在品质、倾向和动机。

　　2、美德伦理的评价对象是一个个特定的个体而不是特定的行为。评价按照“高贵的或可耻的”、“值得赞赏的或值得惋惜的”、“好的或者坏的”来进行价值评判，而不是如规范伦理进行的对行为的事实评判。

　　3、美德伦理假设在伦理评价与其他类型的评价之间有一种强的连续性，拒绝把道德上的善看成是一个孤立的自成一体的领域。比如，康德伦理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德与福的割裂，只能引入“上帝”这样的非法的哲学概念。上帝无论是道德的基础还是幸福的基础都是自我矛盾的。

　　三、美德伦理的优点

　　1、美德伦理为道德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动力。即，只要你想有幸福的生活，就应该具有美德。美德是幸福生活的必要的条件。美德伦理为人的个人友谊、慈善、忠诚等令人感动的要素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这与人们的道德直观具有一致性。

　　2、美德伦理更具有美感，更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将规范伦理推导到极致的生活是一种非常无趣的生活，那样的人也是很无趣的人。一个严格遵循规范伦理的生活是一种白领阶层的，电梯中点头之交的生活，是没有感动，没有生气，没有伟大的成就和错误的被异化的生活。

3、美德伦理对人性的把握更加全面，而非现代性的抽象的理性人。美德伦理所认识的人性包含了人的理性层面、感情层面，人既有向善的一面，同时也有恶的一面。符合人是一种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这一更佳的定义。

　　四、对美德伦理的批评

　　1、规范伦理能涵括美德伦理。规范伦理可以导出一定的美德，比如功利主义可以导出利他主义和慈善的美德，康德伦理能导出意志与责任的美德。因此，美德是从规范中引申出来的，是人对规范的内化。道德评价中，行动评价优先于品格评价。具有美德的人，也可以不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例如没有机会或者正在睡觉。不具美德的人，也可能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具有美德的人，不过更有可能罢了。

　　2、认识论缺陷。什么样的习惯、情感是真正的美德？什么样的人才具有真正的美德？面对这一问题，很容易出现循环论证。

　　3、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问题。如何生活？或者说什么才是好的生活？人们的回答不一致，于是美德伦理不得不成为相对主义的伦理。相对主义的伦理学是思想上不能成立的。

　　4、无法解决两种美德冲突的问题。当然，规范也同样无法解决。

　　5、美德伦理是不是自我中心的伦理？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义的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以及休姆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 (J.O. Urmson)、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 (J. J. C. 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

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
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
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

　　情境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支，跟其他功利主义派别的不同在于：情境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情境下，该怎么作才能促进全体快乐值。”而不是问若将此道德律推广到每个人身上会对全体快乐值造成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像说谎一般来说是不对的行为，但在某些情境下，情境功利主义者会认为说谎是对的，像善意的谎言、为保守国家机密而说谎等。

　　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 Utilitarianism）是功利主义的一支，跟其他功利主义派别不同在于：普遍功利主义重视的是“若每个人都按照我现在遵守的道德律作出行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最明确的例子是“穷人可不可以夺取富人的财富？”按照情境功利主义，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可以以促进最大快乐值，但普遍功利主义提醒我们，若每个人都这么作，那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规则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支，其学说认为，若每个人都永远遵守同一套道德规范，就能产生最大快乐值。常见的应用可见于交通规则，不能像情境功利主义那样，视哪种方法能取得最大快乐值而决定该往左开还是往右开，而是根据既定的规范。若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那么交通就能安全便利（最大快乐值）。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

功利主义的应用

　　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

边沁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指以超阶级的功利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J.边沁创立，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出发点和前提。边沁之前，A.斯密在启蒙学派的“自然秩序”和“理性观念”的基础上，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便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利益。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一书中进一步阐明功利原理，并把它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之中，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行为和立法措施的准则。

　　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②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边沁把功利原理应用于经济学，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当与否以功利原理作为权衡标准。

　　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

　　自由放任主义

　　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依据，在经济方面鼓吹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以个人的活动自由为原则，国家应为之事，只限于保护个人活动的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除此之外，不应作任何干涉。按照边沁的解释，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生产上将会得到最大量，分配上将越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也达到最大量。如果安全与平等不能两立，就必须放弃平等，而维护私有财产的安全。

　　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当时和以后英国及欧洲大陆上许多经济学家如J.B.萨伊、D.李嘉图、J.密尔、J.S.密尔、A.L.C.德斯蒂·德·特拉西（1754～1836）、W.S.杰文斯、A.C.庇古等。

　　J.S.密尔从小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熏陶，始终坚信“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但在他生活的年代，阶级矛盾比边沁时代尖锐化了，他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因而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人生的目的应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他晚年写的《功利主义》（1861）认为人类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不过是白费。他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当你待人就象你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和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达到理想完成的地步。他幻想通过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以边沁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要求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计算，因而把经济学叫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功利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仍然发生影响。由英国庇古奠定的福利经济学，就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各个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满足成为最大量。